【编者按】 ：
制度是企业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，是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的核心纽带和基础；制度是企业及其构成机构的行为准则，企业本身的运行以及企业内部的各种组织机构的活动，都要受到制度的约束，制度决定了企业本身以及企业的构成机构的行为规则和行为规范；制度是企业有序化运行的体制框架，企业的运行必须要有序化，而要做到有序化，就必须要有内在的约束，就种内在的约束就是制度； 制度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体制保证，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，无论是生产经营活动，还是资本经营活动，都必须要在一定的体制框架中进行，这种体制框架就是企业制度。
制度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那么，制度与经营企业的企业之间，又是怎样的关系呢？本期专题将通过案例分析和专家观点，和您一起探讨这个话题。
【案例分析】：
企业家交接：制度硬伤 两代CEO的难题
新老更替是自然法则，没有一个企业家可以掌握百年的经营权杖。据美国蓝德公司对全球500家大企业CEO调查统计的资料表明，持续发展的百年企业起码需要五代企业家的共同努力。如何保证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，不因企业CEO的更替而使企业受损，并就此衰落下去，培养和选择好企业接班人至关重要。
发生在2001年的中国企业家的非常交接班，一场接一场，让人眼花缭乱，让人匪夷所思；留下苦涩，留下遗憾……
权力反弹 老CEO的阴影
倪润峰作为原军工企业的老总，不免有军队那种统一思想、令行禁止、绝对服从的思维模式。倪润峰的企业经营风格充满浓郁的英雄与浪漫主义的情结；袁邦伟经营风格"稳健"，善于理财；赵勇重视技术，处世圆融，富有创新精神。新老CEO的经营思想各有千秋。
2000年倪润峰因年龄与健康原因，将长虹一分为二，交给赵勇和袁邦伟两人经营。他们在任上的8个月里，长虹在对外贸易出口、“精密显像”彩电研制、企业赢利纳税方面都有所发展。只因时间太短，新CEO还未能充分展示出其能力与才华。
然而，倪润峰对新任CEO的经营思想和企业策略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们背离自己一贯的经营理念。重出江湖的倪，削弱和分散了赵勇与袁邦伟的经营权。最后，赵勇退出企业界，到绵阳市委组织部去当公务员；而年龄稍大的袁邦伟则以辞职而告终。
倪润峰重掌经营权后，有四项整顿措施，治长虹的大公司病、减少企业管理人员、加强销售力量和降价竞争。细分析起来，其中三项是公司内部管理措施，不过是老生常谈；降价竞争策略也用了近十年，倪润峰在四川咳嗽一声，全国彩电业都纷纷感冒的霸主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众彩电厂家甚至把彩电降到30元论斤卖，比倪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倪润峰的复出，“长虹”的太阳并没有更红。
周厚健与倪润峰不同。海信被批准为CDMA手机生产厂，久未露面的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嘉里酒店之中，面对众多媒体为手机“作秀”。两年前，他曾以“倾心于公司的战略构架而不再过问集团的日常经营业务”而告退。此次周厚健的反常举动，主要原因是海信去年经营业绩欠佳，CDMA手机项目无疑是一个新经济增长点，他希望通过其个人媒体影响力为其广而告之，实现“恢复利润计划”。然而，周厚健能用CDMA手机拨通“利润王国”的电话吗？
元老级的CEO，他们创造了中国当今最有价值的企业和品牌，这些企业英雄的成功，使后起之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。创业CEO能否顺利退出，将关系到能否成功点燃好二级火箭将企业卫星送上正常轨道，关乎中国企业的未来。
联想去年在世界PC市场的大形势下经济效益滑坡，柳传志仍每星期打一次高尔夫，学开车，并想买支球队，他深信杨元庆有能力度过危机。果然，2001年10月联想推出蓝色家电的新产品。后任CEO有他们所成长的时代、智慧与环境，联想为企业的新老交替进行了成功的实践。
资本意志 新CEO的悲剧
随着纳斯达克股票指数一路狂跌，王志东、童家威、丁磊、王峻涛等人纷纷下马。这是一个资本在说话的年代，这是一个“处决”网络CEO的时代。
可以说，互联网站的CEO是资本暴殄之物。网站初创，风险基金一窝蜂地投资，钱多得花不完，网络公司都争先恐后拼命“烧钱”。赚钱本是商人第一法则。风险基金通过短期内炒作赚钱，目的一致，但赚钱的方式和手段不同。这样，网络老板更需要听话的CEO，而不是充满个人理想、理念的CEO。说到底，网络CEO的悲剧是资本意志的必然结果。
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完成CEO的新老交替必然是突然的、残酷的和无情的，对企业今后的长期和持续发展十分不利。
能人经济 CEO后继无人
有人说，中国的经济是能人经济，因一个人的盛而成，因一个人的衰败。此话意味深长。
中国啤酒业的“拿破仑”彭作义，因游泳时心脏病发作而溺水身亡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人们有理由怀疑，彭作义的后任CEO能否真的接班，能否继承发扬彭作义的经营策略？从目前青啤的形势看，青啤后任CEO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：坚决按照彭作义的战略走，是否有把握取得成功？彭留下的困难仍在，然而彭作义个人魅力、影响力、才能是后任CEO都无可比拟的；如果放弃彭的路线，那么，彭所做的一切，都将变成企业沉重的负担，想要发展将障碍重重。
由此可见，彭在世时对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建树平平。显然，彭没有料到自己的突然离去，但人总有旦夕祸福，作为企业舵手，只顾经营企业，而忽视经营人才，虽然能掌控一时，却难免失控未来。
2001年，芯片由2000年售价20美元到两美元，64兆内存的价格已跌至几十美分，现在全球大约还有80亿美元的芯片在库房里长着绿毛。大到英特尔、台积电，小到刚刚进入芯片业的首钢，全球几乎所有制造芯片的企业都在亏损。中国目前最大的芯片生产企业上海华虹，去年爆出头8个月亏损7亿元的惊人消息。
华虹的总裁为此亏损承担了责任，9月被免职下台。然而，华虹的CEO下台后，却没有继任者。9月17日，华虹集团在《解放日报》刊登的一则广告又掀起轩然大波：直接由上海市市委组织部出面，华虹集团公开向海内外招聘集团总裁，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的CEO通过社会公开招聘，在上海尚属首次，全国也不多见。然而，新总裁起码二三个月后才能到任。企业在没有CEO的情况下维持经营运行，显而易见，企业的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必然阻断，预计亏损程度更为加剧。
体制硬伤 两代CEO的难题
2001年，最冤枉的CEO要属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了。赵新先拥有三九企业集团总裁、党委书记，三九医药董事长、南方制药厂厂长等几大要职，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典型的“没褶的包子，有馅的馒头”。这是中国特有的上市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在体制、财务、人事上“三不分”企业。
中国证监会去年加强了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，频频对上市公司违规违法现象进行立案彻查，几十家企业被查处。许多违规上市公司都存在CEO仓促交接问题。
三九医药是去年证监会《上市公司检查办法》颁布实施以来，第一家被公开通报的国有大型上市公司。
在对“三九”有所动作之前，证监会内部曾有一种意见，是否要先与三九集团的行政主管方“大企工委”打个招呼，毕竟“三九”曾是国企的一面旗帜。
这种意见颇具有中国特色，史美伦对此根本不予理睬，她斩钉截铁、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证监会是按证券法查‘三九’不涉及归谁管的问题。”结果一锤定音。
此前赵新先一直是被光环照耀、公众追捧的企业家。他的清正廉洁，“不迷恋财富”，他一手缔造的999商标已成为中国著名商标；他是中国中药成果产业化第一人。
然而，他现在却要为历史所造成的体制缺陷承担责任。身兼数职、上市公司与大股东财务“一支笔”、强权管理都是国有企业的通病。他从三九医药移走的25亿元资金，除了投资在一些失败的项目上，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归还银行的贷款，利润归国家；“拨改贷”后，利润大头仍归国家，但银行贷款的本息却要企业来还，很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，“三九”也是如此。“三九”上市后，从股市上圈来的钱，当然要还银行的贷款。
去年60岁的赵新先，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，根据上市公司三分开的原则，他也将下课。新总裁上任后，人们关注今后的三九集团能否还上这25亿元的巨款？能否扭转乾坤？能否使“三九”焕发昔日的辉煌？
不仅是“三九”，还有几十家违规上市公司CEO的交接班中，新老两代CEO都无法回避历史、体制的硬伤，而忍辱负重地前行。
中国企业CEO的交接班还在继续，对企业来说是危机还是转机，不仅仅是接班人本人的问题。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老总，一个负责任的企业，他的成就不应只在于目前所取得的业绩，正像今年退休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CEO韦尔奇说的那样：“我的成就将取决于我的继任者在未来20年里将公司发展得如何。把我这样的老家伙剔除出去，他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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